钟炳秋
扶胥，这个古老而珍贵的美名，现代许多黄埔人或许不知道，不了解了，知其名的长者或许也淡忘了。然而它积淀厚重文史，具有丰富内涵，曾经辉煌数百年。由它派生的风物及其事迹颇多，扬名久远，其中有扶胥镇、扶胥港、扶胥江、扶胥古运河、扶胥浴日，等等。
扶胥是古代黄埔的一个地名，位于广州东南约20公里，处于广州溺谷湾北缘漏斗湾口。珠江前后航道在黄埔汇合后形成宽阔的狮子洋顶港湾区，江面宽达2500米，由其形成的港口名扶胥港，临港陆地名扶胥镇，其辖地域在广义上可包括现在的庙头、夏园、沙步、南湾、东基、西基等，其核心地区是庙头、南海神庙一带。今庙头村土（古)名仍为“扶胥”，村中有一石刻门额名为“扶胥约”，三条主街名为“扶胥东约”、“扶胥中约”、“扶胥西约”。
扶胥何义？《辞海》注：“扶苏，同扶疏、扶胥。大木枝条四布，即谓大木”。毛传：“扶苏、扶胥，小木也”。许氏《说文》皆谓大木。古汉语“苏”、“疏”、“胥”通用，从词义遥想古代的扶胥林木繁茂，大树颇多，是个自然生态优良，宜居宜业之地，早在晋朝就有村落。现实中有许多地名与词义有关联，如“大沙地”，也有的地名与词义无关。至于何时命名扶胥，面积多大，为何名扶胥，无典可究。据南海神庙（坊间叫“波罗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推算，隋唐时期就有扶胥地名。唐朝大文豪韩愈写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有“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句，足以证明唐朝已有此地名。黄木湾是扶胥港一带的港湾名，还有史料说其是黄埔的初始名。扶胥是个大地名，由其派生的许多风物、景观名也不少，曾辉煌一段时期，名声远播，使黄埔人怀念与骄傲。
扶胥镇，《广州地名志》记载：“在黄埔东南的南海神庙侧（今庙头社区）”。据宋祝穆《新编方舆胜览》称：“浴日亭，在扶胥镇南海神庙之右，小丘屹立，亭冠其巅，前瞰大海，茫然无际”。唐宋时代的扶胥镇是在珠江边上的海港，唐朝已称这里为“黄木之湾”，一曰“扶胥之口”（韩愈碑文），即现在广州漏斗湾的开始处。扶胥一带的江河称扶胥江（珠江一段），为当时南海远航及通商口岸。扶胥镇是宋朝广州八大镇中最繁荣的镇。据元陈大震《南海志》所录“旧志税赋”，扶胥镇所收市务税钱达4467贯，居于新会4088贯、清远3623贯、东莞2282贯诸县之上。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以及附近海口的淤积逐渐失去其港口作用而衰落。“扶胥浴日”为宋元两代“羊城八景”首景。
镇，即市镇、墟镇，能名为镇者，说明是个人口较多而集中，商贸比较发达的墟市。扶胥镇其名始止于何时，难以考究准确的时间。晋朝在今庙头一带已形成古村落，名“古斗村”。晋裴渊《广州记》载：“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隋朝时，随着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古斗由村落发展为南海镇，到了唐朝南海镇又改名为扶胥镇。
南海神庙建在扶胥镇和扶胥港内，当时海神地位与港口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庙、镇、港成为三胞胎，兄弟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庙因港而兴建，港因镇而得名，镇因港而兴旺。南海神庙成为扶胥港的标志，海员进出港口时到南海神庙祈求海神庇佑，一帆风顺，生意兴旺。还有学者认为扶胥镇与扶胥港应比南海神庙更早产生，唐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载：“海于天地间为万物最巨，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反映了唐朝扶胥港（镇、庙）在全国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扶胥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外国商船进入广州的首泊站，因而扶胥镇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镇与港曾经辉煌数百年。
扶胥镇是黄埔历史上第一个镇，黄埔的第二个镇是在1953年7月设立的鱼珠镇。沧海桑田，使人唏嘘。这两个重镇已不复存在，风光不再，只能追忆了。
扶胥港作为广州外港，始于隋，兴于唐宋，衰落于明朝。
扶胥港位于广州溺谷湾北缘，珠江前后航道在溺谷湾汇合后向南沿狮子洋直通虎门入南海。东江、西江、北江汇合于珠江，形成发达的水上运输路线，加速了港口的形成和发展。而广州正当珠江水源的中心，是重要的河口港，也是当时的海口港，是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中心城市，是古代全国九大都会城市之一。这些自然条件为扶胥港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和重要的条件，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外港，是中外船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且能为远航船只提供淡水、食品和日用品。既是中外商船停泊场所，也是进出港船舶的检查站，这足以说明扶胥港的地位。唐宋是扶胥港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
据《开元传信录》描写唐朝的“开元盛世”：“河清海晏，物殷裕阜，财物山积，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经济的繁荣促进外贸的发展，在唐朝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70多个，宋朝有75个，到元朝升至144个。1973年在南海神庙西侧发掘出古码头枕木，经考证为扶胥港码头枕木，其出土地至今仍叫“码头园”。唐韩愈《造郑尚书序》记载：“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宋廖荣《重修南海神庙记》载：“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舶，亦皆载重而至”。为了加强外贸管理，唐开元时期朝廷（中央政府）在广州首设“市泊使”，类似今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和官员，又称“押番舶使”。宋朝在广州建立“市泊司”，为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由潘美兼领“市泊使”（《宋史·潘美传》）。 扶胥港是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唐朝是开创中西方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时期。从唐中叶（八世纪中叶）起就逐步形成从广州起航，远达波斯、红海，到东非沿岸的海上丝路远航路线，就是史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航线全长14000公里，经历的国家和地区达110个左右，亚洲、非洲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到广州进行商贸的国家和地区有过百个。
明清时期因各地区筑堤防洪，迫使洪水归槽，滩槽分化明显，加速江岸成滩涂。到明朝因海滩游积成浅陆，岸线外移，港口转移到琶洲（黄埔码头）。扶胥因贸易消失而衰落，由商贸市镇变为农耕聚居村落。
2012年11月6日的《广州日报》有篇关于广州水遗迹的报导，题为《我住唐朝运河旁》，有个小标题“扶胥古运河盛景不再”，认为扶胥古运河开建于唐朝。经查史书记载，扶胥古运河开拓于北宋（960～1126年），开凿者为北京官员邬大昕。到了北宋时期扶胥港口的泊位在沧桑中逐渐淤浅，沿水下沉沙厚积，影响船舶停靠，外来商船只好停舶于外海，而外海每当台风来时，海涛咆哮，海浪滔天，海港船舶时有覆没之厄。唐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十分兴旺，对外贸易关系到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事情，引起朝廷和广州官员的重视。时任广州佥判的邬大昕奉命主理此事，亲到东江口至扶胥港一带考察海事。经考察确定，为了进港船舶避免海浪风险，利于通航，在规划沿海湾线开凿运河。运河工程东起东江口的东洲驿，西接黄木湾（扶胥港），全长十余华里（约五公里），河宽约150米，靠陆地河岸砌石。因运河的一大段流经鹿步墟，竣工时用当时鹿步地名命名为“鹿步滘”，当地人叫“横滘河”，靠西一段称“西滘”，史称“扶胥古运河”。开凿的具体时间难以查证，查实是邬大昕主理此事，记者说开凿于唐朝欠确。
鹿步滘（古运河）是当时珠江及东江的重要水道干线，明朝设有东洲驿站，管理军公及邮运输。江中常年帆樯林立，船舶相连，川流不息。
明洪武三年（1370年）番禺县划鹿步堡与石门庄两地设立“鹿步司”，驻地鹿步，沿用至清末。邬大昕主理（开凿）扶胥古运河，惠及航运与后人。逝世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人曾在鹿步滘旁就地为他立祠以祀，今祠已废。
邬大昕，字东启，宋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其先祖自江西徒迁南雄，少年游学河源县，并就地成家。于某年任广州佥判，留任后居广州白莲池，卒后归葬惠州。其后裔有些迁徒到番禺南山乡（现南村），该乡邬氏大宗祠有陈礼书的“鹿步讴思”匾，记述邬大昕开凿运河功绩。
广州设立“羊城八景”始于宋朝，首批“羊城八景”的第一景是“扶胥浴日”，因景区在扶胥镇和扶胥江上而得名，又因南海神庙又名波罗庙，当地人又称“波罗浴日”。那时神庙前是一片宽阔的珠江（当地人称之为“海”），天连水，水连天，江水共长天一色。在波涛涌起，涛声阵阵之中，旭日东升，一轮红日从烟波浩缈的扶胥江冉冉升起，光芒四射，红霞瑰丽，十分壮观。当风平浪静时波光粼粼，金粼万片，红霞与波光相映成趣。在南海神庙的前右方有个高出地面十余米的小山岗，名章丘岗，在小山岗上观日出成为主景。山岗上有一凉亭，名“浴日亭”，亭因景而名，海因日增辉，景因亭增光。至元朝“羊城八景”中新增四景，保留四景，仍把“扶胥滘日”列为第一景，历代骚人墨客到此观景揽胜时留下不少华章。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贬惠州时途径广州，慕名游览南海神庙，观“扶胥浴日”，感怀身世，诗兴大发，写下《南海浴日亭》诗：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
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翁莗溪《金石略》云：诗的第七句“忽惊鸟动行人起”，“鸟”石刻作“马”字，颇完好，非剥蚀致误也，殊不可晓。
后人将其诗刻碑立于亭中，诗因亭作，亭仗诗威。现神庙与碑亭均为重点文物，南海神庙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庙、亭与景观更加名声远播，不少诗人步其韵留下许多华丽诗篇。沧海桑田，到清朝光绪年间附近海域因江水退缩成为田园，那波光帆景的美景不复存在了。
附：羊城八景
宋朝“羊城八景”：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珠江秋月（色）、海山晓霁、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
元朝“羊城八景”：扶胥浴日、石门返照、蒲涧濂泉、大通烟雨、粤台秋月、白云晚望、景泰归僧、灵洲鳌负。
明清至解放后各时期的“羊城八景”（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