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岗出土先秦青铜兵器追忆
撰写时间: 2015-09-18

麦英豪 


一、40年前的一段考古往事

1965年,在今萝岗区的暹岗苏元山出土5件先秦时期的青铜器,计有戈、短剑、小刀各1件,还有1对鹿角形的铜饰件,其中的戈、短剑和小刀一起同出,这是广州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先秦时期越人的兵器和刀具,是研究广州先秦时期越人历史文化很有价值的文物。在1990年出版的《广州市文物志》中,黎金同志写有《暹岗古文化遗址》一段志文,扼要地记述了暹岗遗址情况及5件青铜器。近日,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淼章同志嘱我给萝岗区政协的文史资料写篇材料,介绍暹岗苏元山发现的青铜兵器及其重要历史价值。我想,我是应该写的,因我曾多次参与过此事。

事情虽已过去40年了,但这次发现确实重要,尤其对新成立不久的萝岗区来说,这是有助于了解本区二三千年前先民们在此生活留下的史迹和遗物,对今后的文物勘查和保护工作都可借鉴。今后我们得认真关注萝岗区内的各项建设工程,在动土施工中,还会继续有这样的古代文化遗址、各种古物的发现。因为如2004年在东区街火村簕竹村的西园岗上发现一座战国末年的越人石椁墓,出土有原始瓷碗等器物;其后,200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本区的东区街火村、隔田山土名鸡椆的一座山岗上发现两座商周时期古墓,这些发现告诉我们,萝岗区是广州市东北远郊丘陵山地中先秦考古调查的一个重要地区。

尤记得19551956年期间,广州考古发掘重点放在区庄兴建华侨新村的工地,在这里,配合几座小山头的平整土地工程,发掘了一批南越国早期的臣民墓群。当时发掘工作已到尾声,我在工地偶然得到一个信息,说是有人拿了郊区暹岗出土的铜器到(广东)省博物馆卖钱,我吃了一惊。因为事出有因,1953年初,根据群众报信,在距离暹岗不远的黄陂果园场石马村(当时还未划归广州市管辖)发现古墓,后经发掘的这座大型砖室墓,是五代十国时期在广州建都的南汉国第三代皇帝刘晟的昭陵,出土一批全国首见的青瓷罐,轰动一时。暹岗发现青铜器的事,恐怕不会空穴来风。于是我立即到省博物馆,见到当时负责筹建工作的蔡雨邨馆长,把我听来的消息向他反映,如果属实,请求把出土器物退给广州市文管会,我们还要作进一步调查。蔡馆长证实有此事,并叫秘书徐展华同志把收到的5件青铜器交给我。他说,这是日前一位农民拿来的,据他讲是在暹岗一个山头开荒,挖坑种竹树时发现的,知道是古物,特意送来博物馆。我看了确是出土的青铜兵器,而且保存得很好。这位农民拿了我们发给他的奖金就高兴地走了。随后,我们又到发现青铜器的地点考查,看看还有什么遗迹,更希望能判定这些青铜器是墓葬的随葬物还是窖藏的器物,但没有得到我们所祈望的结果。不久,我就脱产参加四清运动去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一切文物考古工作都停顿下来了。直到文革后期转入抓革命、促生产阶段,我们从干校回来,恢复了业务工作。1973年应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教授的提议,我们和该系的部分师生一起再到暹岗,对这里的古文化遗址做一次全面的调查,采集到一批印纹陶片和一些石器等,但无青铜器发现。 

 

二、暹岗古遗址的地表情况

由广州从沙河镇起往华南植物园,过柯木塱沿广汕公路东行,约22公里便到了长安。在这里再转入通往萝岗的公路,约行5公里就到暹岗了。这一带都是丘陵的山岗地,路南有小片的山谷平地,为果园与稻田;路北称为暹岗大岭,犹如一扇环形屏障,高低错落分布在东北面。大岭之南尽是大小不等的山丘,连绵起伏,暹岗古文化遗址就在这些小丘的上面(今天,这里的情况已大改,下面是依照当日调查所见情况的记述)

我们调查发现有古物的山丘共3个点,分布如品字形,编为123号点。第1号遗址点是在公路边的萝岗公社农科站的后面,地名叫猪乸山,山岗地表满布砾石和石块,岗顶岩石毕露。从岗脚到岗腰早已开垦成梯田,种有柑桔和菠萝。在山丘东南面的岗腰处有少量的印纹陶片和夹砂粗陶器的残片,还有一些磨石。第2号遗址点名苏元山,位于1号点的东北,距离有200米左右,5件青铜器就出土在近山岗顶的西北面。苏元山一座土岗,高出其周边的稻田有10余米。已开垦种有竹林和菠萝,大部分已见原生土毕露,在种有菠萝的地上各种印纹陶片俯拾皆是,还采集到石锛、石箭头、磨石和一些石器残块,不见文化层。第3号遗址点在2号点之东,当中有个陡坡的小岗相隔,仅在此山丘的西面近岗脚处发现一些印纹陶片,石器未见。

上述的三个遗址点,以2号点的印纹陶片和石器为多,但三个点采集到的印纹陶片其质地、纹饰是一致的。至于在广州近郊南越国到汉代的印纹陶在这里倒未有发现。  

 

三、文化遗物

暹岗古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石器按功能划分共8类:

1、斧  1件。有肩,通长5.3厘米。

2、锛  4件。有肩,宽刃,其中较大的三件,长5,刃宽4.5厘米,另一件较小。

3、凿  1件。如梯形,长3厘米。

4、箭头  7件。仅2件完整,同属柳叶形,中起棱脊,挺部较短,长55.7厘米。

5、环  1件。仅存半个,直径1.7厘米。另有用来制环的页岩石一块,仅钻穿环心部分,环心未完成,石料断裂,成了废品。

6、器坯  2件。其一为双肩小斧,为泥质硅页岩,石质坚硬,未经磨制,长3.2厘米;另一似为小凿,刃部未磨出,长2.5厘米。

7、磨石  有页岩和粉砂岩两种,残缺者多,较完整的几件都有多面研磨面。

8、残石器  分有石斧的柄部和石锛的残段。

上述石器经广东省地质局中心实验室鉴定,仅一件双肩小斧(器坯)为泥质硅岩,其余的属页岩。本来页岩的硬度不高,不适于用来制作石器工具。但从上述的标本中可见到许多细小的黑云母,这是岩石料受了一定程度的地质作用,即角岩化,石料一度变得坚硬了。现在采集到的标本已经历了长期的风化作用,又变软了。

 陶器  采集到的陶片,没有一件可以复原。按陶质可分为夹砂粗陶和泥质陶两类。

1、夹砂粗陶  约占采集到陶片的百分之五,羼和大石英等粗砂粒,见到最大的颗粒径0.8厘米,火候不高,胎质较软,分有灰色和红色两种,后者很少。纹饰有绳纹和编织纹,因风化严重,纹样模糊,口沿残片分有平唇的、圆唇的、折唇的和敛口展唇的多种。器足有广圈足、三角形扁足和喇叭形座足等。

2、泥质陶  又可分为泥质陶和细泥质陶两种,前者占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胎灰白色,硬度在34度者为多,有少量釉陶。器形以瓮、罐为多,大多为敛口,高唇、圜底,唇的造型有圆、尖、侈、折等多种多样,器足只见到圈足和喇叭管状的座足两种。细泥质陶的占百分之二三,陶质纯,灰白胎,厚0.30.5厘米,坚致,扣之声音清脆,硬度45度。细泥陶的器形都较小,多为尊形,也有圜底钵、碗、小杯等饮食用器。

陶器的纹饰与陶质是相关联的,夹砂粗陶饰粗绳纹为主,细泥质陶饰有细绳纹或编织纹。泥质陶的纹样多,且富于变化,就数量较多的瓮、罐类陶片观察,从器的口唇到器腹中部,分段施有弦纹、篦纹和各种几何图形印纹,腹下部到圜底则拍印方格纹,间亦有施绳纹的,其中以几何图形的纹样较为复杂,且多变化。纹样分有:方格纹,绳纹,编织纹,云纹,变形云纹,云雷纹,雷纹,夔纹,窃曲纹,羽状纹,异形纹。

上述陶器上的纹样,除了绳纹、方格纹和编织纹之外,其他的几何图形印纹,都是仿自中原地区商周的青铜器纹饰而有变化,其中的羽状纹,与战国楚墓出土的羽状纹地铜镜相类似。这种纹样在龙洞的飞鹅岭山岗遗址、新市葵涌贝丘遗址和南沙鹿颈村遗址所没有,推而广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中还未见有与其相同的。

铜器5件:

1、戈  1件。直援较短,中起平脊,宽胡,栏侧有四穿,上一下三,分布不等。内长方形,一穿靠近栏处。此戈的两面铸出同样的云纹,回环曲折。锋刃稍残,通长8.7厘米。

2、短剑 1件。剑身(腊)呈宽叶形,较薄,中部扁平,铸出横直线条与圆涡纹组合图案,顶端正中呈杏形,为人面形饰,因锈蚀,较模糊。两侧起凸棱至前汇聚直达前锋,两刃(锷)不等齐,最宽处在中部,格较狭,呈弓形突起。茎前宽后窄,横断面扁圆形,铸出较粗的线纹图形。剑体两面的纹饰相同。通长29.4,剑身长17.8,宽5厘米。

3、刀  1件。近刀背处有一面铸出云雷纹,柄末有突出的装饰,已残,不似环首,通长17.2厘米。

4、饰件  1对。方筒形,中空有銎,顶端分叉如鹿角形,通长9.5厘米。

上述5件铜器,除小刀呈墨绿色外,余均为黄绿色,铜质尚坚,与广州汉墓出土铜器多已腐蚀严重的情况截然有别。 

 

四、年代与相关问题

  以苏元山为中心的三个遗址点的水土流失严重,都没有文化层堆积,遗址的年代只能从所出陶器纹饰上作分析比较。其中的云纹、雷纹、夔纹(亦有称为下纹的)、窃曲纹都是仿自中原地区商周的青铜器纹样而来,羽状纹在珠三角的山岗遗址、贝丘遗址中未见,这种纹样与战国楚墓出土的羽状地铜镜相类似。从这一点来看,遗址的年代可以晚到战国时期。但广东境内先秦时期出现较多的字纹陶,在暹岗则完全不见,所以,其年代似乎又不会太晚,或可以定在春秋晚至战国早期。至于5件青铜器是墓葬或窖藏出土?不明。由于缺乏地层关系,所以其年代到底是早于遗址的或与遗址同时的,甚至晚于遗址的都有可能。但从戈、短剑的造型与纹饰来看,戈的形制与中原地区春秋时期的风格有相类似之处,但援短而胡则过宽,且有四穿,所铸纹饰与遗址中的印纹陶有相同之处,因而它的年代最晚应与遗址同时。或问,有无可能会早一些?亦不排除。因为可以反过来说,遗址中所见陶片上的某些云雷纹饰是仿自这把铜戈的纹样而来,如果此说不误,这把戈的年代当然要早于遗址了。总而言之,这5件青铜器是同出的,可以认为是同时之物,即春秋末到战国的早期。

暹岗苏元山出土的这把短剑,是具有岭南地区特色的先秦青铜兵器。这种短剑又称匕首,在古代是最方便随身配备的防护武器。据考古发现,它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在陕西、甘肃、河南、北京等地的西周初年墓及稍后的楚地战国墓中,常发现一种叫柳叶式的扁茎铜短剑,剑身细长如柳叶形,扁茎,弧肩(稍后亦有平肩的),无格,茎上有两个小圆孔,是用来夹竹木片装柄固定用的。这种柳叶式短剑主要流行于汉民族的聚居地。

居处在边远的西南与岭南大地的各少数民族,从春秋到西汉时期,受汉文化的影响,作为主要武器的短剑更为流行,而且从形制与纹饰方面各显本民族的特色。如在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古代巴人、蜀人,在他们的活动地区,出土一种剑身修长,中脊隆起(有的剑身上铸兽纹图形),有的身与茎无明显分界,扁茎无格,有两小孔用来装柄。这种短剑,身长在20厘米左右,称为巴蜀式,与中原地区的柳叶式短剑有其渊源关系。

在古代西南夷的滇池地区,以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发掘最具代表性,出土的短剑数量多,仅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达500多件,而且款式多样。其最大的特色在茎部,呈圆柱或椭圆柱体,茎的形式变化多样,铸出的图纹变化万千,有的有格或无格,称为滇池式短剑。在洱海地区(包括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出土的青铜短剑,其茎部扁圆,剑身也短些,近乎宽叶,有脊,有格,称为洱海式短剑。西南地区的贵州,就已发表的材料,见有清镇汉墓出土的一把短剑,上宽下敛束,格呈一字形,在石寨山也有这种形式的剑出土,表明贵州古代的夜郎与滇池的密切关系。在古代统称为百越地的岭南,其区域包括今两广和越南,主要有瓯骆越和南越的两大支族。先秦时期在这一区域内流行一种宽叶式的短剑,它的特点是剑身宽而短,最宽处在中部,两刃弧形前聚为锋。茎扁圆,有格,简称为岭南的越式短剑。这种越式短剑的形制和纹饰都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柳叶式、西南地区的巴蜀式和西南地区的滇池式与洱海式的短剑,它的最早发现是在19251928年法国人在越南清化的东山遗址发掘出土的。至今又见到在广州的暹岗苏元山,香港的大屿山石壁、南丫岛大湾、赤立角,广西的柳江县木罗村和湖南长沙树木岭1号战国楚墓都有发现,其中越南东山、香港石壁、广州苏元山、广西木罗村出土的,剑身铸出的纹饰上端,正中处都有一个人面形图样,而湖南长沙所出的一把剑身无纹,但茎部铸出双手叉腰的越人形象。可以认为这种铸有人面形(或人像)纹的短剑又是岭南越式剑中的又一重要特征。

自上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的第一把柳叶式短剑在陕西长安张家坡M206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之后,我国长城以南(不包括以北及东北地区)的大江南北各地也陆续有这种汉文化系统的青铜短剑发现。广东地区在北江的清远,西江的罗定和西北江的广宁等地的东周墓中,还有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墓中也有这式短剑出土。与此同时,在西北、西南以及岭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则有带着鲜明的本民族特色的青铜短剑与柳叶式剑并存,这种考古现象正是反映其时当地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真实。又如,岭南地区的一种宽叶式扁圆茎有格短剑,还有人面图形的装饰,就目前已知其分布的范围,有今广州、香港、柳州和越南的清化(东山遗址),这正是先秦时期岭南越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到了秦统一之后的南越国时期,这种有浓厚越文化色彩的宽叶式短剑就基本消失了。这个现象不正是反映了自秦大一统之后,岭南地区的汉越民族与文化进入迅速的融汇与发展阶段,这时汉文化已成了本地区的主流。